出世和入世——《世说新语》品读之24 理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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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南终南山据说有隐士五千余人，比尔波特《空谷幽兰》出版后，这座山，以及隐身其中的隐士就更加出名了。去年吕浩带来一本《问道——寻访终南山当代隐士》的书，通览之后，就对这座山、这些人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其实在平常的日子里，也会在周末或者节假日驱车南行，缓步入山的，只是在浅山，不会与隐士们有邂逅的机缘，但山中生活感性的认识还是有所体会的。

     私下似乎并不是太喜欢这种隐士的生活，关于《问道——寻访终南山当代隐士》，因为这种不喜欢，于是就写下了这样一段评说：“这些文字，大部分都是在编织着一些神秘而有味道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却又潜移默化地隐含了一些生存的智慧与生活的哲学。书中的人物，大多都是已多年脱离于现代生活环境的高人或隐士，他们对于生命与生活本意的理解，已显然不同于整日里在熙熙攘攘、忙忙乱乱中挥霍时光的众生，他们因为生活环境的相对封闭性以及个体有意无意的对生命本质的价值取向的独特追求，所形成的生存、生活理念，呈现出来的气质与气象，是相当另类的，但仔细地思考，有很多的时候，他们甚至是在以个体生态牺牲为代价在努力寻找和继承将要丢失的人类文明，在努力地回归自然，探寻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途径，承受着血与火的历练。”

     所谓“血与火的历练”，是基于对隐士们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的担心，有一段文字是这样描述隐修者的生活状态的：“一路上我们看到，每个隐修者都在自己的茅蓬周围开垦了小块的土地，种植蔬菜、瓜果，依靠辛苦劳作而生活。除了能从自然中获取食物，他们生活所需的油盐、米面、衣被，则主要来自周边山民的布施，或者是山外亲朋好友、居士的供给。即使是这些，也来之不易。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步行到离山口最近的茅蓬，至少要一个小时。由于交通极其不便，他们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必须从山下背上去。”除此而外，应该还须忍受恶劣的天气、自然环境、个体精神因素的刁难，以及更多的意想不到的灾祸的困扰，丝毫没有陶渊明所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轻松与愉悦。

     人是向往舒适生活的，即使在魏晋时代，那些所谓的高贤逸士，亦曾有过对舒适生活依恋的情感流露。《世说新语·言语》门中有则故事，说许询赴京都建康，在京兆丹阳郡最高行政长官刘惔家里留宿，床帐簇新华丽，饮食丰盛甘美，实在应是美好的日子，于是就感慨说：“若能保全这地方，比东山隐居强多了。”刘惔回答：“你若是懂得吉凶由人造成，我怎么能不保全这里呢？”这时王羲之在座，他批评二人说道：“假若巢父、许由遇到稷、契，大概不会有这种对话。”巢父、许由是两位有名的隐士，稷、契是两位有名的贤臣，王羲之是在以古讽今，批评他们二人没有古代贤者和隐士的操守，才会有这样的对话，因而故事结尾说二人听了都面有愧色。

     东山隐居，在后人看来是多么地风流倜傥，谢安、王羲之、许询辈，悠游林下，为一时之美谈，但许询却在面对都市舒适生活时说出了真心话，并不认为东山隐居是理想中的生活方式，刘惔似乎也予以认可，只是存有对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担心，而王羲之却以礼教的先例纠正着这种自以为是不良的倾向，是值得思考的。不难看出，王羲之身处偏安于一隅的东晋王朝，他的处世态度，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一种矛盾的统一，用世和放达都有着内在的严肃感，用世则有出尘之情操，隐逸则以家国责任为重，出世与入世都是完美地和谐着，而且能以优雅的姿态呈现出来。

     一九二六年美学家朱光潜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一种生活态度，“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后来在谈到弘一法师时，又说出了这样的话，还说这是他年轻时的生活理想，这种理想，一直为很多的人所接受，所终生追求。冯友兰也说，中国古代圣人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大致亦有这样的涵义在里边。以这样的生活态度回望终南隐士的生存状态，以及刘惔、许询的对谈，所谓隐居终南，悠游东山，倘若深入思考，都能留给我们一些对于生活的启发。不过，生命个体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都是应该尊重的，不论是圣人还是常人，要努力地回归自然，实现自我，生命的燃烧，同样会在岁月的长河中焕发出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