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根源：只求国家强大不提高人民生活

许愿草

本文摘自：《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2012年01期，作者：左凤荣，原题：《苏联剧变的根源》。

人们总是追问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源在哪里。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是苏共在执政的74年时间里没有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所声称的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新制度实质上是在倒退。

劳动人民始终没有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其总的趋向是进步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联系的紧密，人逐渐从神和物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成为自己和社会的主人。俄共（布）也正是打着给人民“土地、面包、和平、自由”的旗帜走上历史前台并得到民众拥护的。他们声称无产阶级政党要实行比虚伪的资产阶级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让广大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

但是，在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劳动人民始终没有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甚至也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苏联曾不遗余力地宣传“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联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和谐，建立起了各民族的兄弟情谊，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许多世界上的进步人士也曾把苏联当成人类社会的希望，特别是在西方发生大危机时，苏联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但是，当他们有机会亲自看看苏联的实际情况时，他们失望了。最典型的例子反映在1935年访问过苏联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所写的《莫斯科日记》和1936年访问苏联的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所著的《从苏联归来》。他们都谈到了苏联的个人崇拜、特权、个人专政和恐怖、没有思想自由、与外界隔绝等问题，并对苏联的命运表示担忧。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的问题越来越明显，苏联社会主义形象日益褪去了光环，遭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质疑和指责。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逐渐失去了在世界上的道义优势，人权状况、不民主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苏联的经济也只有军工企业一枝独秀，农业和轻工业几乎陷于崩溃，轻工业的工艺水平还停留在1930年代实行工业化时期的水平上。这个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条是苏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宗旨，建立了没有民众地位的政治体制。

苏联没有实行普选制，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可以用人民文化水平低来解释。列宁当时强调，由于人民的文化水平低，本应由人民掌握的政权只好由俄共（布）来代表；但是，几十年过去了，苏联成了世界上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这一理由就难以成立了。长期以来，苏共代表人民思考和决定一切，不相信民众自己有判断是非和选择的能力。党和国家的干部由苏共组织部门挑选和任命，为此，建立了专门的干部名册。斯大林还不恰当地提出“干部决定一切”这一片面的口号。

由于民众没有权利选举干部，也没有权利监督他们，造成民众与国家政权的分离，民众只是社会主义大机器上的螺丝钉，一切都是干部决定的。苏联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权长期只停留在字面上，人民主权原则没有落实。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才开始重视公民权的落实。但是，长期没有经受民主训练的苏联国民，实际上已经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一权利，他们被叶利钦等人的蛊惑宣传所左右，成了推动国家解体的重要力量。

干部处于优越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无法建立

正因为政府的权力不是来源于人民，民众没有权利监督政府，因此，机关越来越只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干部处于优越地位。在斯大林时期就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官僚特权制度，如建立内部特供商店、餐厅、医院、免费别墅，干部根据级别享受不同的工资补贴、住房、医疗照顾以及其他的福利补贴。这一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并不断加强。官贵民贱，官员们体会不到民众的疾苦，民众感觉党政机关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

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1940年从航空学院毕业，当时只有20岁，便被授予上校军衔。1年后，被晋升为空军中将、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实际上他根本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是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副部长，连襟领导着机器制造部。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拉希多夫在乌兹别克当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

国家仍是镇压人民的工具，苏联的法律都是治民不治官，民众不能有私有财产，不能有思想自由，不能自由发表意见。斯大林为了实现“大转变”，改变了行之有效的新经济政策，重新剥夺农民，搞全盘农业集体化，遭到了农民的抵制。斯大林则用残酷的办法推行这一政策，出动正规军无情镇压农民的反抗，把新经济政策下富裕起来的农民迁到偏远地区。苏联农民重新回到过去，国家不发给他们身份证，他们无法自由离开村庄。斯大林破坏生产力、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和质疑，他便用“大清洗”来巩固自己的成果，搞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暴行。至今学者们都无法研究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大清洗”中丧生。从1929年至1939年监狱和劳改营里的人数增加了11倍，达到200万人。这成为苏联肌体上难以痊愈的伤口，在苏联解体中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武力反抗的失败，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普遍失去了对劳动的兴趣，破坏劳动纪律，不出工或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很普遍，尽管土地肥沃，但他们并不珍惜，不可能生产出国家需要的东西，结果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落到了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地步。

知识分子长期被置于工人和农民之后，在现实生活中，“司机、清洁工比记者入党更快，因为他们被列入工人之列”。苏共对知识产品严格监督，与

邓小平在评价苏联时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一评价切中苏联问题的要害。

知识分子的要求产生了严重矛盾。知识分子收入不高，又没有像在实际物质利益部门的工人那样有实惠，造成社会最具创造性的这部分社会力量同苏共疏远。

列宁曾指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让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但是，苏联人民没有成为国家的主人，不管是工人阶级，还是苏联人民，总体上并没有掌握苏联体制。权力滞留于党—国制度的最高层。从拟订经济计划，到做个人生意，工人们都无权制定涉及该制度应如何运行的经济决策。正因为没有主人意识，在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破坏国家、国家分崩离析之时，没有人站出来维护它。苏联的实践表明，没有这种外壳的民主是不能实现民主内容的。

只着眼于国家的强大而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苏共变成了向民众发号施令的机关，追求自身利益的代表。作为议行合一机关的苏共，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只着眼于国家的强大而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侵犯和违背民众利益的事时有发生。

如果苏共能够指导人民运用民主权利，在作决策、办事情时，能听取和尊重民众的利益诉求，苏联就不会长期固守没有生命力的集体农庄制度，不会把钱财毫无节制地浪费在发展军备和支持世界革命上。集权僵硬的政治体制使民众丧失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了经济危机。到1990年落到了满世界乞讨购粮款的地步，苏联自然难以为继了。

当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之时，没有民众起来抗争，这一教训足够深刻。邓小平在评价苏联时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一评价切中苏联问题的要害，值得后人认真思考。“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我们更应该研究苏共的前车之鉴，防止重蹈覆辙。文章来源: 环球网 2013-06-04 16:43